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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均寿命从35岁到77岁,天知道这70年来中国到底死磕过多少疾病?
2024-10-22

如果问当今人民最想收到什么祝福,“身体健康、长命百岁”一定是其中一项。可别以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只由自己掌控,其实背靠强大、有作为的国家才更值得庆幸。

70年来,新中国把全国人民的平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77岁*,当中历尽艰辛,不断克服困难与突破难关,铸成了一部漫长而骄傲的卫生防疫史。

*注: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。

新中国成立前后,我国卫生状况恶劣,传染病大肆流行。在只有5.4亿人口的当时,全国累计发病约1.4亿人,死亡率超过了30‰。

其中一半以上,都是死于本可以预防的传染病。

1949年10月,新中国才刚成立就接受了一次不留情面的打击——河北爆发了一次鼠疫病,张家口市内75人陆续因病死亡。

此外,霍乱、麻疹、天花、黑死病、疟疾等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薄弱卫生基础,都显示着,新中国卫生防疫前景困难重重。

天花曾经困扰了人类3000多年,患者被古老的天花病毒所感染,全身长满一粒一粒的痘疹,死亡率高达30%。

天花的流行性曾经遍及全球,在我国,这也曾是致死率最高的急性传染病之一。

如今都知道,用牛痘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天花病毒。而这牛痘疫苗的发现,其实也有中国人的一份重要功劳。

据记载,在11世纪的宋朝,我国古代就开始接种“人痘”来预防天花。人们提取出天花患者的疮中脓汁,敷在皮肤上,“以毒攻毒”地攻克疾病。到了17、18世纪,俄罗斯、日本、欧洲等国家还远道而来学习种痘技术。

后来一位英国医生爱德华·琴纳从中得到启发,改用牛痘替代人痘接种,从而扩大了使用效率和降低成本。于是牛痘接种技术成为预防天花的主流手段。

早在1805年,经过改良的牛痘接种法在全世界绕了一圈后,又重新传到中国人手中。但是旧社会战乱不断,举国上下根本没有成体系的卫生防疫机制,于是即使接纳了疫苗,在蛮乱的大环境下也发挥不出作用。

到了1950年,我国境内的天花患者仍然有44211例,死亡人数达到7765人,疾病广泛地分布在全国各地。

甚至在一些偏远的村寨里,有一半的人都是长满了痘疹的“麻脸”。

随着新中国的成立,消灭天花的重任也自然落到了肩上。虽然当时局势仍不稳定,但还有什么比人民的健康需求更迫切的呢?

1950年国庆日结束不久,卫生部发布了《种痘暂行办法》。这是我国针对传染病的第一个防治法规,当时政府势要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天花疾病,规划为期三至五年内完成普种牛痘工作。

为每一位中国人接种牛痘疫苗的任务可不容易,首先是要消除人们的经济负担,卫生部决定实施全民义务种痘。人们需要在6个月、6岁、12岁和18岁分别种一次痘。

但中国地广人多,如何保证种痘普及到每位居民身上?为此,各地组建起推广种痘宣传小组,逐户宣传种痘知识,排查还没有接种的居民。耗费了许多人力、时间,这才让普遍种痘落到实处。

到了1952年,全国已经有5亿多人次种痘,当时全国也才大约6亿人口。而天花病例也减少到3320例,死亡人数195人,成效显著。

60年代初,我国已经基本消灭了天花,这比全世界消灭天花早了十几年。但是我国的防控工作仍然不敢松懈,为了防止疾病一不留神又再死灰复燃,我国建立了国境天花免疫带,对边境省份的居民保持高效种痘。

另外,新生儿在出生后6个月初种牛痘后,间隔6年还需要普遍种痘一次,以维持全国居民都有较高的天花免疫水平。

直到1980年世卫组织宣布,全世界已经消灭了天花,两年后中国才停止实施牛痘疫苗接种。

我国部分沿海的乡村曾出现一种奇观,村子里无论男女老少,一半以上的村民都大着肚子。

即便有的人个子矮小,体型瘦弱,但他们都像怀孕一样顶着个大肚子。而“大肚村”的形象却伴随着村民们的不良生理反应与死亡,

这部分人其实是患上了血吸虫病。

这是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,是由日本血吸虫寄生在人体身上引起的寄生虫病,它们入侵人体的方式通常让人防不胜防。

大着肚子的男性患者

血吸虫卵发育成的毛蚴形态钉螺为唯一的中间宿主,在其中发育、繁殖,通常在死亡前就能在钉螺中繁殖上万条尾蚴,这是最终发育为成虫的倒数第二种形态。

尾蚴从钉螺中游出,漂浮在水的表层,伺机寻找另外的宿主。

这时,一旦人或其他哺乳动物接触到这种含有尾蚴的水,它们将迅速窜进皮肤,开始新一轮的寄生生活。而这时,人类的噩梦也就开始了。

在体内,尾蚴进一步发育称为童虫,潜入人体血液,顺着血流又去到心脏、肺等部位,在人体内随意移动。直到抵达肝部的门静脉,它们才会驻足停留,在那里“定居”下来,发育为成虫。

血吸虫大量吸取人体内的血,诱发免疫性疾病。而肚子中出现积水,脾脏不断膨胀,产生大肚子的效果。

血吸虫

上世纪50年代,我国共有13个省的1000多万人患上了血吸虫病。一旦出现病例,疾病迅速扩散至整个地区,于是经常出现部分地区成批爆发血吸虫病的险情,病人数居高不下。

人们顶着大肚子,出现发热、腹泻、呕血等症状,使肝脏功能退化,甚至可能引发癌症,丧失生命。

血吸虫病因此被称为“瘟神”,而我国也在那时候开展了防治血吸虫的“送瘟神”行动。

要消灭血吸虫病,治疗很重要,但关键更在于预防。如果没有血吸虫,血吸虫疾病就无法传播,于是人们从血吸虫的传播媒介上施展打击,至关重要的两个媒介分别是钉螺和人体粪便。

钉螺

但是当时囿于经济不发达的困境,实际实施起来非常艰辛。为了消灭钉螺,各地政府发动了成千上万人,冒着被感染的风险,手拿筷子和渔网把水池中的钉螺逐个捞起来装进袋子里。后来才想出了土埋、筑坝等物理灭螺法。

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,则采用氯硝柳胺等对钉螺有毒的化学药物杀死钉螺。浩浩荡荡的灭螺大队,是政府势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决心。

此外,血吸虫卵还会随人体粪便排出,从而引起二次传播。于是除了消灭钉螺,还要对人体粪便进行管理。他们先在粪便中洒上砒酸钙杀灭虫卵,然后才能做堆沤处理,作为农家肥使用。

但是当时村民们大多不懂操作,于是血防人员就挨家挨户地上门指导,甚至亲自帮村民处理。后来为了更好地控制疫情,血防站则通知每家每户把粪便送到血防站排查。

即便血防人员的服务如此到位,一些村民却丝毫不领情,他们质疑血防人员收集粪便居心叵测,让防疫工作陷入两难的僵局。

而血防人员只好亲自上门宣传解释,忍受着被误解的屈辱,从事着散发恶臭的工作,只为早日消灭血吸虫病。

上门收粪便的防疫人员

血吸虫病防疫工作开展了几十年,到了80年代末,艰难的工作才迎来显著的成效。当时,全国的钉螺面积较之前已经下降了90%,病人数下降了80%,广东、广西、福建、上海四个省市已经达到了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。

如今,这种“大肚子病”在我们这代人看来已经相当陌生。

还有一种可怕的传染病,伴随着中国人一直到现在。这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,通常造成肺脏等身体器官被感染,引发咳嗽、咳血、发烧等症状。

一旦没有受到适当治疗,恶化成开放性结核病,致死率将高达50%。

而结核病的传播途径却十分常见,患者咳嗽、打喷嚏或说话时飞溅而出的飞沫,就会传播病原体,导致疾病在人群中扩散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,结核病就是我国成人传染病的第一杀手,每10万人中就有1750人患病,200人死亡。

在顽固的恶疾面前,我国从1949年起就开展了延续至今的五个防治阶段。从初步建立了结核病防治机构,到全面推广卡介苗接种,再到扶持贫困人群费用减免政策,每一步都坚持落到实处。

经历了五个阶段以来的结核病防治,我国的结核病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。发病率的年递减率为3.2%,明显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1.5%。而最终目标是要在2035年把发病率降到10/10万以下,结核病防治工作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。

挨家挨户上门的防疫人员

新中国成立70年一路走来,人民健康状况是最显著改善的变化之一。

1988上海甲肝大流行与我国培育的甲肝减毒活疫苗、2003年艰难的抗击非典战役、2009年爆发的猪流感……传染病疫情不断出现新花样。

但是人们的恐慌情绪却在消减,因为经历了几十年来与多种传染病的抗争,人们已经对国家卫生防疫有了足够的信心。

2015年,我国广东出现了首例中东呼吸综合征(MERS)病例。这是由一位患病的韩国人,抵达香港后入境到惠州带来的疾病。

这种死亡率高达38%,比非典的死亡率还高的疾病顿时引起全国的恐慌。而防疫中心也立即采取了防治举措,及时把该男子隔离治疗,同时密切观察38位接触者的健康情况,另外还加强了入境检疫的检查工作。所幸的是,在严密的预防工作下,MERS没有传入中国。

近年来,全球范围内先后又发现了30多种新发传染病。虽然自从2003年SARS疫情平息后,我国已经加强了公共卫生体系安全,完善了一系列公共卫生法规,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,仍然面临着人口众多、财政问题等许多挑战。

然而反观这70年来,新中国在传染病卫生防疫上取得的成绩,无疑给我们注入了一剂强心针。

如果没有切实有力的卫生防疫体系,中国人被扣上的这顶“东亚病夫”不知何时才能摘除,人民不知还生活在何种水深火热当中。

我们也相信国家,有能力克服如今的重重医疗难题,为强健中国人体魄锦上添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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